国际金融秩序:被“地标”事件改写

发布时间:2022年06月15日
       ■张莫南的旧循环和秩序已经被打破, 新的循环和秩序正在建设中。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7年以来, 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金融进入大挑战、大变革、大调整的新阶段。国际金融秩序亟待重塑。 2015年恰恰是国际金融新旧循环、秩序交替的关键节点。这一判断主要来源于当今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四个标志性事件。里程碑一:美元体系新旧循环交替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后, 特别是2013年以来, 随着美国经济和政策的变化,

欧日经济在底部震荡, 结构性问题不断出现中国等市场国家不断积累等, 全球经济进入相对收缩低增长期, 全球经济金融周期由同步走向分化, 美元由宽松走弱走向紧缩力量。美联储退出QE, 启动大幕落下, 预示着世界正在进入“后QE时代”, 这也标志着世界必然迎来新的金融周期拐点, 世界必然会迎来新的金融格局和金融周期的影响, 新旧风险交织在所难免。鉴于美元在决定全球流动性中的核心作用, 我们将全球美元分为“美元”、“石油美元”和“商品美元”, 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全球美元体系。从“美元”供给本身来看, 在掌控全球货币“总阀”的美联储逐步缩减月度购债计划后, 全球货币基础由停滞转为停滞。为了下降, 必然导致全球“美元资本池”水位下降, 从而带来大量资金回流, 对周边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造成冲击。尤其是目前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低硫原油期货价格已从2011年的130美元/桶的高位跌至目前的35美元/桶左右, 跌幅高达70%。石油美元财富的急剧萎缩和石油美元流通的减弱, 不仅意味着受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和GDP增长将受到负面影响, 而且意味着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将大量撤离, 这将对新兴经济体的资产市场和汇率产生负面影响。前所未有的压力。除“美元”外, 以“石油美元”形式出现的流动性萎缩是全球资本流动的第二大重要力量。事实上, 过去十年。
       来自石油出口国和生产国的大量“石油美元”流入了世界, 尤其是新兴市场。石油美元的流入既为全球金融体系提供了流动性, 又刺激了资产价格。由于美元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基准货币, 美元的持续升值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下跌。与之相伴的还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对大宗商品需求的下降, 使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遭受重创, 石油美元的大幅下跌也极大地影响了国际资本结构。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的数据, 2014年新兴市场能源出口国将在全球市场净撤出80亿美元, 这是18年来的首次净撤出。对全球流动性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三股力量金额是“商品美元”的变化。事实上, 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随着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外需急剧萎缩, 新兴经济体的贸易顺差持续下降, 外汇储备占GDP的比重在2%左右, 远低于危机前约 5% 的历史平均水平。尽管美国持续复苏, 但由于其能源产品进口减少、消费倾向下降, 新兴亚洲对美国的出口难以重现危机前的繁荣已是不争的事实危机过后, 制造业回归。因此, 无论是“美元”、“石油美元”, 还是“商品美元”, 都面临着周期性拐点, 这是全球格局前所未有的变化。伴随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严重溢出效应, 将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汇率波动、融资成本结构变化等渠道进一步冲击全球金融市场。
       将成为世界面临的重中之重。里程碑之二:人民币助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2015年, 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进程中, 人民币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的重要存在不容忽视:一是跨境人民币全球网络正在加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 中国90%以上的对外贸易以美元结算。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后,

美元仍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随着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结算、支付和直接交易, 急需建立人民币清算机制。 22015年8月, 人民币首次超越日元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 市场份额达到2.79%, 创历史新高。 %。数据显示, 2009年以来, 中国与33个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总额超过31015万元, 几乎覆盖全球。离岸人民币存款接近2万亿元, 离岸人民币债券(点心债)等人民币资产市场发展迅速。同时, 2013年以来, 中国先后与德国、英国、新加坡等11个国家签署了货币清算机制备忘录, 人民币境外清算网络初步形成。二是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 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近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 具有里程碑意义。一直以来, 中国人民银行为加入SDR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人民币加入篮子, 势必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产生深远影响。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在 SDR 构成中的比重将从 41.9%、37.4%、11.3% 和 9.4% 分别下降至 41.73%、30.93%、8.09% 和 8.33%, 同时人民币的加入SDR 将占权重 10.92%, 排在美元和欧元之后, 成为 SDR 货币篮子中的第二大货币世界第三大货币。中长期来看, 人民币已通过IMF例行的SDR估值检查, 并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正式认可。进入SDR篮子将被视为人民币国际化和进入国际储备货币行列的里程碑, 其象征意义更大。三是“一带一路”战略,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014年, 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大力拓展跨境金融交易渠道。全球14家清算行安排中, 有7家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支持人民币作为区域性货币进行定价、结算和投融资。二是完善人民币离岸市场布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 巨大的贸易和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推动沿线国家引入人民币计价和支付方式, 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在欧洲、中亚、南亚洲、中东以及沿线地区将越来越多地成为人民币业务。主要区域。此外, 按照目前人民币结算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 预计2015年人民币结算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将达到3.4%。凭借充足的外汇储备、庞大的外贸规模和较为完善的金融机制, 人民币有能力引领建立区域贸易结算支付体系。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出口大宗原材料和能源的贸易结算有50%以人民币结算, 届时人民币结算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将提高到7.05%。这无疑将大大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里程碑之三:IMF份额改革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 国际社会呼吁美国尽快通过IMF份额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近日, 美国国会终于公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通过的份额改革方案, 这是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的历史性事件。事实上,

美国一直不愿进行“粉碎”改造, 只想做一些“小修小补”。然而, 这种不情愿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大势。随着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崛起, 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不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经济“半壁江山”的新时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衡量,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量已超过发达国家, 前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超其他国家。
       后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股份和投票权与全球经济的相对格局严重不匹配。其中, 欧洲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明显高于其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通常, IMF成员国的份额是根据各国GDP、当前国际收支、外汇储备等经济指标计算和分配的。成员国需要根据其成员份额向IMF缴纳资金, 但同时也将获得相应比例的表决权和资金用途。权利和特别提款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一种国际货币。近年来, 中国一直是IMF的主要资金提供者。危机过后, 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增加了两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目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份额中排名第六。改革后, 中国的份额将翻一番, 从3.996%上升到6.394%, 即从2385亿特别提款权上升到4770亿特别提款权, 中国的排名从第六跃升至第三。但从根本上说, 美国仍然持有IMF和世界银行的制度红利。如果IMF份额改革实施, 美国的投票权将从之前的16.7%下降到16.5%, 但美国对IMF所有财务决策和一票表决权拥有一票否决权否决。因此, 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在短期内很难有大的提升。国际金融体系除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外, 还涉及国际汇率体系、国际收支调整体系、国际流动性创造与分配、国际资本流动管理、国际金融体系等诸多制度框架。国际货币和金融政策的协调。会更难。里程碑之四:亚投行将开启国际金融新秩序 2015年以来, 国际金融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成立和正式启动。长期以来, 全球治理框架以七国集团为核心, 以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主导, 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经济治理体系。无论是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还是发展, 都具有“一个超级大国”的色彩。从旧的全球治理体系的“硬核”来看, 它们大多始于二战结束或冷战时期。例如, 在贸易领域, 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主要中心, 各种区域贸易制度安排为辅。在金融领域, 主要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 由金融稳定论坛(FSF)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监管。 (WB)为中心机制, 以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区域开发银行为载体的全球发展治理机制。这些机制在全球治理框架下的建立, 基本遵循“华盛顿共识”, 以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主。发展中国家群体话语权严重缺失, 全球治理结构中利益分配不均。另一方面, 也是解决亚洲高储蓄问题,

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努力。近年来, 亚洲积累了大量金融资源, 约占全球外汇储备资产的三分之二。但是, 这笔资金被分配给了大量低收益的美元资产。 1952年至2014年, 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外国资产平均收益率为5.72%, 外国人持有的美国资产平均收益率为3.61%。这种收益率差的原因既包括美元资产造成的低风险, 也包括当前以美元为主的在国际货币体系下, 美元相对其他货币持续贬值所造成的估值效应。因此, 如果能与国内过剩的储蓄相结合, 作为多边开发融资平台的亚投行可以加大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 进而打通亚洲地区的“储蓄—投资”。 .这一转型机制, 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亚洲资源、亚洲利用”, 无疑将为全球经济再平衡做出巨大贡献。